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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大海放飞梦想——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人才代表北戴河休假侧记

今天,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与当年四万亿的政府投资干预相比,“微刺激”能否让中国经济顶住下行压力?加强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是否意味着政府就不再“插手”经济的实质性运作?凯恩斯与哈耶克,谁的药方更“灵”?真理越辨越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于2014年8月8日晚,展开了一场关于凯恩斯、哈耶克与中国改革未来的“激辩”。

与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同,二战之后的德国则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政府并不去干预经济的实质性运作,而是负责立法,以保证经济秩序,从而较好地处理了经济中自由与秩序的关系,这些做法正是源于凯恩斯与哈耶克的折衷路线——弗莱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王瑞斌表示,当今深陷经济危机的欧洲,是德国率先复苏走出泥潭,其思想值得中国改革者借鉴。

刘磊认为,凯恩斯与哈耶克,追本溯源,其思想都是来自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这一基本理念。凯恩斯主义指向财政政策,而哈耶克主义则倾向于运用货币政策;今天的中国可以将两种宏观调控工具结合起来运用;当政府对投资方向不甚明了的时候,可以通过减税来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同时在必须由政府投资的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投放更多财力,这就是凯恩斯政府干预与哈耶克之自由精神的“完美结合”。

武雪松透过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论战,看到了其背后的人文精神。凯恩斯成名作《和平的经济后果》指出了凡尔赛和约将给德国等战败国带来的深重苦难,这背后正是经济学家的使命感和入世情怀;而哈耶克在其《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则为国家可能出现的独裁统治、人类可能失去的思想自由忧心忡忡,人文关怀亦令人动容。武雪松认为从新一届政府的举措来看,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显然与哈耶克主义更为接近。

关于新一届政府的经济举措,习永斌与武雪松“英雄所见略同”:当前政府比较接受了自由市场的观念,但同时又一切尽在掌握,哈耶克与凯恩斯主义都有所奉行。他还关注到了时代的变化——凯恩斯主义与哈耶克主义均产生于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而随着经济和技术的深刻变化,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其变革模式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

作为一名律师,常继生选择了从政治、经济、法律的多重视角来看待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孰是孰非。在美国,政治上是三权分立,而经济中的企业是基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具有自我纠错能力的有机体,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是处在一个框架下、互为表里、相互支撑的。中国与美国、欧洲处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和语境之内,改革会有自己的新路径,但今天我们应该更为强调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契合性,而非冲突性。

杨院长表示,如果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帮罗斯福总统“挽狂澜于既倒”,解救了美国;那么,今天的中国,哈耶克主义则引领改革者不仅关注GDP的增长,更关注人类的发展方向,注重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让每个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感到幸福和愉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化进程将使中国改革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机械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周中华先生对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生平事迹及主要观点做了详尽介绍。凯恩斯面对大萧条时期的“哀鸿遍野”——失业率高居不下,为罗斯福政府开出了增加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药方,从而奠定了其宏观经济学开山鼻祖之地位;而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则崇尚自由主义,相信经济自有其自然规律,周期性衰退与繁荣是自然现象,政府不必也不应干预,否则很可能会导致独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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